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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地管教孩子，但由于不注重教育方法，和孩子缺少沟通，导致了孩子的逆反心理，最终酿成悲剧。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的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许某与其父母的难以沟通是因为他的父母缺乏文化所致。是否有文化只意味着沟通双方能否达到一定的沟通深度，但它的前提是，如果没有沟通的基础，如果缺乏沟通最起码的平等，那么一对颇有文化的父母比一对淳朴的农村爹妈对于一个本性天然的孩子来说更具有危险性。因为当一种被称为文化的东西如果偏执地以命令的方式去强加于另一个并不领情的生命时，那么这种文化就没有任何意义。数年前，在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有一对具备高文化的教授就是这样被其儿子杀死的。而这场悲剧的起因竟然仅仅是因为两千块钱：一天晚上，儿子向母亲要两千块钱。因为当时已经深夜，家里凑不到两千块钱的母亲于是对孩子说，家里的钱现在不够，等明天一早妈妈去银行取了钱后再给你。这原本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在这位儿子眼里却是意味着妈妈的拒绝。于是，顿然间怒气冲天的儿子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冲向了他的父母。就这样，两个具有教授身份的生命顷刻间化为乌有，一条生命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两条生命。然而，难道这两位教授生命的毁灭仅仅是因为这两千块钱么？全然不是，这或许是迟早的事。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中，由溺爱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的教育方式，从而使他们的孩子早已对他们怀恨在心。在法庭上，这位杀人孩子是这样对法官说的：“因为我的父母到死也不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得怎么科学地教育孩子，他们害了自己，也害了我，所以我杀了他们。”

都是那么一种大义凛然的气概，都是那么一种满腔怒火的复仇心理。不管父母有文化没文化，他们的生命都毁灭在自己对孩子的溺爱之中；都消失在与自己的孩子缺乏真正理解和沟通的歧途之中。在此，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你们该清醒了！你们该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了：问题出在哪里？

枷锁重重与自由散漫

有一位网名叫“满天飞翔”的高二学生在网上这样写道：

“在外面，别人都以为我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而一定自以为豪，别人都以为我家的经济条件优越而沾沾自喜，别人都以为我在班上的成绩名列前茅而自鸣得意，别人都以为我长相英俊而情深深雨朦朦。

在家里，父母都以为我有这么有文化的父母而自以为豪，父母都以为我要什么有什么而沾沾自喜，父母都以为我的成绩优秀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而自鸣得意，父母都以为我如此英俊将来能取个漂亮媳妇而蓬毕生辉。

可是你们全错了！

我其实什么也不是，甚至我连一个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没有权利，在家里我没有发言的资格，我必须要按照我父母为我设计的未来去实现他们的蓝图。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我甚至连我家的一条小狗都不如，晚饭后小狗只要一叫，我父母回立刻兴高采烈地带它去花园散步，出门前却板起一张十几年如一日的“酷毖”的脸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看书写作业。

我每次能上网都是因为他们带着小狗出去的时候才有机会，这是我唯一与世界接触的机会，这也是我唯一能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机会。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理没有任何幸福感，尽管我物质生活应有尽有。相反，在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仇恨，我恨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非常喜欢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枷锁中。我本应也是生而自由的，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喜欢生物学，我渴望将来用各种生命来网织出一个更为丰富而幸福的生命。但是我的父母却给我套上了渴望飞翔的枷锁，他们硬要让我去上MBA，我知道，MBA是管人的学问，我真的不想去管人，我没有这个本事。更何况我从小就被我父母管怕了，我喜欢自由，喜欢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中去领略生命的精彩。对不起，我一想到此，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流泪，我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泪不轻弹，但我的确感到很委屈，因为我根本无法与我的父母沟通，所以我只能在网上与你们这些互不相识的朋友来述说我的苦闷，你们能理解我吗？”

我是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作为一位父亲，我真的很难过。后来我总在想，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在给予下一代生命的时候，有什么权利去剥夺他们生命合理存在的方式呢？生命的色彩是各异的，人的能量有各种形式的喷发点，只要他们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那么任何生命都是精彩的。我们为什么要去人为的扭曲他们？因为这种人为的生命扭曲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与“仇”共舞。

2001年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在这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从国家主席###手中接过了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袁隆平获奖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他发明了水稻杂交技术，由于这种技术的发明，从而使中国的水稻产量有了十分可观的增产，这对于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国的来说其功绩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其大学毕业的表格上，其中有两项的填写让我们如今这些当教师或身为父母的人是不敢正视的：袁隆平在“爱好”一栏上填写的是“自由”，而在另一个“特长”的一栏中，这为日后的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竟填写了“散漫”两字。这两栏连起来正好是“自由散漫”。如果这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袁隆平先生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即使是按现在学校的评判标准，那么袁先生也绝不会被视为三好学生而保送读研。然而袁隆平就是袁隆平，他就是喜欢自由散漫。有人问他：“不是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比较严谨吗？”　袁先生是这样回答的：“那就很难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是严谨的，但是出了实验室，那就难说了。如果一个紧匝咒匝着你，那你的思想就不能解放了，影响思路啊。什么严谨不严谨，我就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

袁隆平就是这样在自由散漫和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中完成了他那震惊世界之科学发明的。今天我们要庆贺的是，袁隆平幸亏没有象上文所提到的这样有“文化”的父母，否则当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责问时，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无人来应答。

一百棵大树离开山岗

带着森林辽阔飞翔

………　邹静之

然而，我们如今每一个即将成为大树的孩子们几乎从来都是在山岗的山洞内被浇灌而生的，他们几乎从未体验过“带着森林辽阔飞翔”的心灵自由感。如今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已经把人视为了一种实现某种即定目标的读书工具。受教育者本身的主体性被严重地剥夺了。于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对灵魂的围剿和拷打。孙云晓，这位因十年前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而闻名的教育工作者，如今已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了。这位只有初中文凭的研究员，其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教育的见解丝毫不亚于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酝酿孩子的悲剧命运，争分夺秒地制造着孩子的成长苦难。实际上我们的父母在和自己作战，用自己的奋斗来击毁自己的目标。”

的确，中国的很多父母活得真的太窝囊了。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他们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之后，他们的全部劳作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生命的成长来展开的。然而在一个自谕为具有几千年教育传统的国家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更不知道如何去与一个幼小的生命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一同成长。我们整个社会都在为脱贫致富而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从上到下都没有把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教育真正放在眼里；我们只顾成年人的各种交易和权力争斗，而根本无视那一颗颗幼小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抚慰；我们有无数个高档酒店豪华舞厅卡拉OK桑拿浴房脚底按摩，而真正为青少年准备的场所却廖廖无几；我们的家长在自己的孩子幼小的时候只顾逗乐玩耍，然而到大了以后又用溺爱和专制的双重刀剑把一个个本应自由茁壮成长的生命裹成了现代的“三寸金裢”。

“爱心”导演出的悲剧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但愿人人都有爱的影踪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最能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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