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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3页）

中国的读书人一定要写诗，这可能是一种涵养锻炼，在调整平仄和音韵以及思考对句的过程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写诗在中国的读书人中间十分普及，日本写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这两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中国所谓的诗人，是指那些能写出极其优秀诗篇的人。中国并无诗人这种职业，诗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陶渊明辞官之后，并不是靠写诗乞饭，而是回到田园，耕田种地，以此来维持生汁。

诗是感情的抒发，是对人及自然的观察，其根本是一种表现的欲望，希望有人来读它，褒奖或批评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独感的一种手段。所以人们喜欢同气味相投的人一起进行写诗活动，因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白珍所属的集团称作“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所谓“公羊”，是孔子所编《春秋》的注释书之一。这种对《经》所作的解释，称之为“传”。《春秋》有公羊、左氏、谷梁三传。就详细注释历史的事实来说，《左氏传》最为杰出；《公羊传》则把重点放在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上。《公羊传》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是基于这样的解释：孔子在《春秋》这样枯燥无味的史实罗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区别“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观念是极其强烈的。拿《春秋》来说，在谈到文明的国家时，如称齐人、秦人，都要加一个“人”字，而在谈到野蛮的国家时，仅以夷、狄、戎等来表示，不加“人”字。不过，经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殼。”这就是例外。

人们对这个例外作这样的解释：给中华之国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不加人，这是遵照一般的惯例。但对中华的一国秦也不加人，这是因为秦在这次战争中搅乱了人道，因此不给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视同夷狄。相反，野蛮的国家因有善行，有时也称作狄人。

在记述无关紧要的事实的文章中插进激烈的历史批判，正是公羊学所重视的。随着历史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种学风必然带上政治的色采。不仅是对历史，对现实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学习公羊学的人，一般都是从历史批判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组织、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个领域中，对实际政治表示深刻的关心，并不断地加以评沦。

中国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学被视为正统的学问。朱子学的重点是放在文献批判上，终于产生了象南末王应麟那样的考证学者。清朝因袭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学当作官学。

清代的学问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证”，清代学术的精华就是考证学。考证需要严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义，因此可以称之为近代的科学的学问。但是。其末流还是堕落到为考证而考证。拼命地进行考证，但这究竟有什么用呢？——在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此，作为考证学的反动，逐渐研究起批判实际政治的公羊学。不过，一直到清朝末年，公羊学并未能取代考证学而成为学问的主流。

第一章：衰世（5）

当时公羊学的泰斗是刘逢禄。龚自珍是刘逢禄的门生，同门的英才魏源也是宣南诗社的同人。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以及可以说为鸦片战争起点火作用的黄爵滋，都是该诗社的同人。

据龚自珍的年谱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四月九日，于花之寺会诸友观赏海棠花。这次聚会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召集的，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十四人参加。这一天大概商谈了结社的问题，因而五月诞生了宣南诗社　。

据魏源的年谱记载，五月的聚会除了上述朋友之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参加，会上成立了“宣南诗社”。并互相以诗唱酬。另外，六月二日龚自珍将同人邀集到龙桥寺，举行了酒会。

当时正是公羊学的泰斗刘逢禄去世的第二年，　　所以也可能商谈了刊印恩师遗稿的问题。这件工作决定由魏源一个人来承担。

林则徐虽：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宣南诗社成立前的花之寺的聚会。他暂时在故乡福建服父丧，这一年的四月才回北京。四月九日赏花时，他可能还没有抵达北京。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代的英才。在他们聚会的席上，不可能只是诗酒应酬，同人中既有龚、魏这样公羊学的双璧，也有象林则徐、黄爵滋等那样充满朝气的官吏，不难想象，在他们中间会谈论“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行吗？”

“一定要想办法！”

“那么，想什么办法呢？”

公羊学的特点是，排除抽象的言词，进行符合实际的考察，所以他们肯定会作以上的交谈，议论种种改革现状的办法。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同人在结社当时的年龄和地位。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眼丧。在这以前任江宁（南京）布政使，宣南诗社成立三个月后，任湖北布政使．离开北京。各省的长官为“巡抚”，巡抚不仅管行政，而且掌握军权。巡抚的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一般行政和财政，后者辅佐司法，相当于副省长。在宣南诗社的同人当中，他的官位最高。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刚中进士。曾被任命为知县（县长），因不愿去地方工作，留在北京担任原来的职务——內阁中书。中国的县比日本的县要小得多，大体相当于“郡”。内阁中书是从七品官，林则徐担任的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叮见他们的官位相差很大。

魏源，三十七岁。跟龚白珍同样是从七品官的内阁中书，但未中进士。当时他作为公羊学者已经名声很高，但中进士却是在十四年之后，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

黄爵滋，三十八岁。翰林院编修。他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一岁时中进士，未去地方工作，进入了翰林院。在中进士的人当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翰林院，其他的人都被任命为地方的知县。可见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他的考试成绩并不佳。林则徐二十七岁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在二日三十七名进士中，名列第七），在翰林院待了九年。黄爵滋在翰林院完成了进修任务后，又就任编修。这个官职虽不过是正七品，但作为步上青云的阶梯，等于是未来的远大前程有了保证？

由以上叮以看出，在宣南诗社成立时的同人当中，具有向皇帝上奏文资格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仅待了三个月就去厂湖北。所以，宣南诗社的同人们虽然在大谈政治，而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那里不过是在进行政论的训练，有时练习练习奏文的文稿而已。

关于录用官吏考试的“科举”制度，宫崎市定先生写过一部专著（《科举》，收入《中央公沦新书》）。

通过府试、乡试等几层艰难的考试及格，即成为举人。只有举人才具有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及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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