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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前引美国作者马丁·威尔伯所写的孙中山传记（1976年出版）中，在叙述孙中山逝世情况时说，“他的遗孀和儿子决定为他行基督教葬礼。”这很不可能，因为上面已引用了宋庆龄有关此事的明确声明，而且事实上只在医院教堂里做了礼拜而没有行宗教葬礼。关于传说中孙中山在弥留时重申他的基督教信仰，威尔伯教授自己倒是很谨慎的。他说，这个说法“是他的亲属和追随者中的基督教徒传出来的”。

在这篇谈话的开头，她分析了五卅惨案的真正性质及其教训：“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为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借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

当时外国报纸、北京政界和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力图把这次惨案缩小为警察与学生之间有关“法律与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谈判即可解决。所以宋庆龄专门针对这种阴谋，提出了相反的要求：

“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

她的号召是同孙中山给全国全党的遗嘱密切联系的：

“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对于内外反动派想用“赤化”来污蔑和孤立这次爱国运动的企图响亮地加以抨击：

“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谊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一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指罢工中因抗议行动而被开除的工人）

这样一次长期的、带根本性的斗争是不可能经过几次突击性的示威抗议就轻易取胜的，所以她紧接着指出。

“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视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数日之冲突也。”

她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并指出应把根本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而不要加以掩饰：

“今日最当恐俱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她接着指出，指望北京政府和国内有钱有势的人的帮助，肯定要落空，人民只能依靠自己：

“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之能力观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此时，惟有人民团结自救而已。”

她最后着重说，不平等条约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废除；

“国民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即在求永远消灭此种惨剧之道。今举国皆知不平等条约之害，即为取消此种条约之基础，吾人不可因畏难而遂不努力也。”

宋庆龄这一谈话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标、纲领和方法。她把焦点集中在不平等条约上，从而由表及里，由抗议提升到革命。她记得，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右派借口外国军舰就碇泊在广州城外而反对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条约，声言这样敏感的问题只能在党内讨论而不能公开。孙中山不得不把他们压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时，孙中山听说军阀政府通知外国外交使团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权利”，立即拒绝同他们进一步商谈国家统一，因为他们连民族独立都置之不顾。

这些破坏分子现在仍然存在。“五卅惨案”之后，由上海各界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上海总商会及北京军阀政府所阉割。原来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其他特权的要求，被篡改为对惨案受害者赔偿和道歉、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内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①

①本节曾参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的第一次战斗——在五卅斗争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协助提供。引文据《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6月），《宋庆龄选集》，第7—8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一方面有人竭力冲淡革命、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宋庆龄开始了鲜明有力地捍卫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显示，她这篇谈话的水平已经大异于仅仅几个月前她在神户女师的演讲，更不必说她在求学时代的文章了。它的内涵已不止是倾向进步的情绪了。它已刻划上一个经过了锻炼的革命者的标志——既有战略意识，又有战术观念，并能指示行动方向。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内容相近。庆龄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过，也可能没有，但两方面有共同点是肯定的。

这样，宋庆龄在国事中作为一种响亮的声音出现，不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是在1927年中期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开始，而是要早两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上海主办了一张新的日报，作为“五卅”后群众运动的喉舌。负责编辑的是孙中山和她的朋友、高个子、有学者风度、原则性强的杨杏佛。（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时任秘书，后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他是纯真的国民党左派，若干年后因他无畏地同宋庆龄合作，保卫人权，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杀。）

宋庆龄在1925年7月2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孙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顾列强武力威胁，力争两广“关余”的英勇事迹，以作为始终如一的爱国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国主义面前畏功不前的软骨头感到羞辱。（当时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操在外国人手中，海关税收先要偿还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对外国的赔款，所余部分称为“关余”，交给北京政府。）

她写道，“孙中山先生始终认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而英人侵略中国之在华大本营实为海关。……中国关税虽名为各国协定，而握海关之大权者实为英人。首订致中国经济政治于死命之不平等条约者，亦为英人。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皆为英人。”

“孙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以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而安格联之答复则谓彼仅能服从北京政府之命令。……广州海关收入，落于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广东。”

“不得满意之答复，先生乃派员接收海关。公使团受英人指挥与煽惑，立即调遣军舰驶入广州……同时武装之英兵在沙面登陆。”

当时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工党政府刚刚成立，广州革命政府还曾致电祝贺。孙中山至此再电英首相麦克唐纳，指出工党乞灵于“炮舰政策”实属不当，但不得要领。

宋庆龄回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时停泊广州之军舰炮舰计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

美公使舒尔曼奉命至广州调停此事，孙中山告诉他，如果美国真像舒尔曼说的那样一贯公正，那就应该把各地美租界归还中国，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样，交给其他列强。“美国以所窃之物让请他贼，以避谴责，实所不解！要知窃盗者以所盗财物置诸他盗之手，在法律与公道上绝不减少其窃盗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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